数学史 · 中文镜像

数学家传记

约翰·波金霍尔John Polkinghorne

出生
1930年10月16日 英格兰滨海韦斯顿
逝世
2021年3月9日 英格兰剑桥

约翰·波金霍尔是一位英国数学物理学家、圣公会牧师和神学家。他从事量子力学研究。

完整传记

约翰·波金霍尔的父亲George Polkinghorne曾在邮局工作,在儿子出生时,他正在滨海韦斯顿的邮局工作。弗瑞兹·约翰的母亲多萝西·查尔顿是一位马夫的女儿,这位马夫是一位技艺娴熟的骑手和驯马师。约翰是他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彼得是老大,然后是一个女孩安,不幸的是她在约翰出生前六个月大时就夭折了。当他五岁时,他的父亲成为斯特里特的邮政局长,这是萨默塞特郡的一个村庄,因克拉克鞋的产地而闻名。

约翰在斯特里特上了当地的小学,但当他的阅读进步低于标准时,他的父母让一位正在教育自己儿子的朋友在家里教他。七岁时,约翰进入了由坚定的贵格会教徒克拉克家族创办的当地贵格会学校。这所学校只招收十一岁以下的学生,在他教育的这个阶段,约翰被送到斯特里特的埃尔姆赫斯特文法学校。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约翰的父亲被提升为韦尔斯的邮政总局局长,但全家继续住在斯特里特,约翰留在埃尔姆赫斯特。彼得比约翰大九岁,战争开始时他已加入皇家空军。在加拿大接受训练后,他返回英国,并在北大西洋上空执行飞行任务。1942年,他在北大西洋上空执行任务时牺牲。

1945年,约翰的父亲再次获得提升,这次是担任伊利的邮政总局局长。全家搬到伊利后,约翰进入剑桥的珀斯学校,每天乘火车去那里上学。他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参加了纯数学、应用数学和物理的高级学校考试。他获得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主要奖学金,并于1948年离开珀斯学校。他的家人现在搬到了林肯郡的格兰瑟姆,他的父亲在那里获得了最后一次提升,成为邮政总局局长。波金霍尔在进入剑桥之前必须服一年国民兵役,首先在皇家汉普郡团接受基础训练。在陆军教育学校接受了三个月的课程后,他在马尔文郊外的陆军基础贸易中心完成了兵役的最后一段时间,期间从事教学工作。

波金霍尔于1949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与他同时攻读数学的人中有迈克尔·阿蒂亚和詹姆斯·麦凯,克莱什芬男爵。他的纯数学导师是阿布拉姆·萨莫伊洛维奇·贝西科维奇,而应用数学则由Nicholas Kemmer指导。波金霍尔在第二年参加了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第二部分,第三年参加了第三部分,专攻量子力学。该主题的核心课程由保罗·狄拉克讲授[1]:-

他的讲课风格并不华丽,完全没有丝毫强调他自己如何作出那些非常重要的发现。然而材料如此深刻,论证结构如此严密,使人被这种体验所吸引,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在剑桥,他遇到了露丝·马丁,一位数学学生,她和波金霍尔一样,是基督教联盟的成员。他们的友谊开花结果,于1955年3月26日结婚,此时距他们1952年毕业已过去三年。波金霍尔在这三年里作为剑桥的研究生,先由凯默指导,凯默离开剑桥后,由阿卜杜斯·萨拉姆指导。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于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被选为三一学院的会士。1955年底,他与妻子乘坐从利物浦开往纽约的班轮离开。他前往美国是为了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哈克尼斯博士后研究员。

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与詹姆斯·D·默里 Gell-Mann共事,并听了Gell-Mann和理查德·费曼的讲座[1]:-

在性情和举止上,你很难找到比理查德·费曼和盖尔曼更不同的两个人。两人都培养了一种公众形象。对默里来说,是博学多才的文化人;对迪克来说,是热爱玩乐、敲邦戈鼓的人,恰好是个杰出的物理学家。

奖学金的最后三个月用于穿越美国的旅行,这是接受奖学金的一个必要条件。在这最后几个月里,他收到了苏格兰爱丁堡理论物理学讲师的职位邀请,因此回到英国后,他直接前往那里就职。波金霍尔特别喜欢在爱丁堡教书,并开始指导研究生,这是大学教师工作中他感到非常满意的另一部分。在爱丁堡期间,他的第一个孩子彼得于1957年出生。在爱丁堡两年后,他受邀回到剑桥担任讲师。他接受了这一任命,于1958年就职。露丝和约翰在剑桥又有了两个孩子;伊索贝尔生于1959年,迈克尔生于1963年。他于1965年晋升为高级讲师,然后在1968年被选为新设立的数学物理教授。在这些年里,他得以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乔治·伯克利和斯坦福,以及瑞士日内瓦附近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度过一段时间。1974年,他因对数学物理的杰出贡献而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士,以表彰他的成就。

波金霍尔对数学物理的贡献确实杰出。让我们简要看看他发表的一些论文。1954年,他发表了An identity for the S matrix for a finite time interval、Renormaliz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perators of quantum electrodynamics和Normal products of Heisenberg operators。其中第二篇发表在皇家学会的Proceedings上,由弗里曼·戴森审阅,他写道:-

结果与审阅者定义的“中间表示”中算子有限性的证明密切相关。特别是,作者为审阅者使用的复杂变换定义提供了简单的动机。总的来说,作者的论证比审阅者的更简单、更直接。

弗里曼·戴森在评述上述第三篇论文时写道:-

在量子场论的维尔纳·海森堡表示中,对一组场算符的“正规乘积”给出了一个新定义。

1955年,波金霍尔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弗里曼·戴森评述了Temporally ordered graphs in quantum field theory:-

定义了量子场论微扰论展开的一种图形表示,其中顶点(相互作用发生作用的点)被赋予确定的时间顺序。

弗里曼·戴森还评述了On the Feynman principle:-

这里证明了用理查德·费曼方法建立量子场论与通常的正则形式体系是等价的。这不是一个新结果,但对其清晰的陈述和证明在文献中很难找到。

同样在1955年,他发表了Temporally ordered graphs and bound state equations和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undamental particles。接着,他在1956年发表了General dispersion relations,次年又发表了Causal products in quantum field theory。同样在1957年的一篇合著论文中,他发表了Cauchy's problem in quantum field theory,探讨了场论的经典版本与量子版本之间的关系。我们列出几篇对基本粒子数学理论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后续论文标题:On Schwinger's variational principle(1957年)、On the strong interactions(1957年)、Causal amplitudes and the Yang-Feldman formalism(1957年)、Generalized retarded products(1958年)、Higher order spinor Lagragians(1958年)、Unstable states and the separable potential model(1959年)以及The analytic properties of perturbation theory(1960年、1960年、1961年)。除了三篇关于微扰论中解析性质的论文外,他还在1961年布兰迪斯理论物理暑期学院就这一主题授课,这些讲义于次年出版。波金霍尔继续发表大量重要论文。这些工作中的大部分被纳入1966年出版的四作者专著The analytic S-matrix的广阔背景中。波金霍尔在剑桥的团队继续发展所谓的“剑桥纲领”,即表述并利用最大解析性概念。1980年,他出版了Models of high energy processes,将1966年的早期文本更新至当时,随后阐述了该纲领在此后数年取得的成就。德尔博戈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该主题是作者做出过深刻而持久贡献的领域,从阐述中很容易看出他的专业造诣。

1977年,波金霍尔决定做出重大的职业转变,他决定进入英格兰教会接受圣职。他写道[1]:-

考虑这样一个非传统举动的最根本原因很简单,基督教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因此,成为圣言与圣事的牧师将是一个有特权的圣召,有可能带来深切的满足感。

他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这样谈到自己的职业转变:-

我离开科学并非因为幻灭,而是觉得在大约二十五年后我已经尽了自己的一份力。我非常偏重数学方面,而在数学领域,你很可能在四十五岁之前就做出最好的工作。过了这个重要的年龄后,我想我会做点别的事情。既然基督教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检验自己的圣召并寻求按立似乎是一个合适的第二职业。

在被选拔会议接受后,他随即着手告知子女和同事。当然,这是一个必须缓慢进行的转变,因此他又继续担任大学职位两年,以便有时间继续指导他的博士生。1979年,他辞去教授职位,开始在剑桥的Westcott House接受牧师培训。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期间参加课程,发现“在做了多年大学教师后再次成为学生,感觉很奇怪”,并接受了实践培训。在此期间,他保留了三一学院会士的身份,并继续担任数学物理的兼职导师。

他于1981年6月在伊利大教堂被任命为执事,并在剑桥切斯特顿的圣安德鲁斯担任兼职助理牧师。一年后,他在布里斯托尔风车山圣迈克尔和众天使教堂担任助理牧师,这是一个大型工人阶级教区。这很方便,因为在他父亲九十多岁去世后,这使他能够靠近母亲。他在这个助理牧师职位上度过了两年,但在此期间他病得很重。手术后,他缓慢地恢复健康,一些挫折使恢复时间更长、更艰难。然后,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附近布莱恩的圣科斯马斯和圣达米安教堂的牧师,于1984年就职。在担任布莱恩牧师大约两年后,他被邀请申请剑桥小学院三一学堂的教堂主任职位。然后,在1989年,他成为剑桥皇后学院院长。他担任这一职位直到1996年退休。

波金霍尔以撰写许多极为成功的著作而闻名:在[1]中列出了29部。其中包括上面提到的研究级教材The Analytic S-Matrix (1966年)和Models of High Energy Process(1980年)。还有若干关于数学物理的通俗著作,如The Particle Play(1979年)、The Quantum World(1984年)、Rochester Roundabout(1989年)和Quantum Theory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02年)。然而,他的大部分著作是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几乎可以肯定他最为人所知的正是这一领域。这类著作包括One World : The interaction of science and theology(1986年)、Science and Creation : The search for understanding(1988年)、Science and Providence : God's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1989年)、Reason and Reality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eligion(1991年)、Science and Christian Belief(在北美以The Faith of a Physicist为名出版)(1994年)、Searching for truth : A scientist looks at the Bible(1997年)、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1998年)、Faith, Science and Understanding (2000年)、Science and Trinity(2004年)和Quantum Physics and Theology(2007年)。

波金霍尔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在若干政府委员会中任职。这些委员会包括审查使用胎儿组织行为准则的委员会、审查对药物滥用者服务的特别工作组、国家治疗结果研究爱德华·斯图迪以及人类遗传学咨询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报告在确定伦理应对科学研究设定的边界方面已经发挥并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7年,他因对科学、宗教、学术和医学伦理的杰出贡献而被封为爵士。2002年,他被授予著名的邓普顿奖;以下是颁奖词摘录:-

波金霍尔是一位数学物理学家和圣公会牧师,他将神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这激发了科学和宗教之间接口的探索,并使他成为这一新兴领域的领军人物。波金霍尔博士于1979年辞去剑桥大学数学物理教授这一著名职位,从事神学研究,并于1982年成为牧师。此后,他广泛的著作和讲座始终将科学习惯应用于基督教,从而对信仰进行了现代而引人注目的新探索。他以严谨科学头脑的习惯处理基督教正统创造的基本原理,这为他赢得了国际认可,成为理解圣经以及发展教义的独特声音。

同样在2002年,他成为国际科学与宗教协会的创始主席。

除上述荣誉外,他还获得了几所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肯特大学(1994年)、埃克塞特大学(1994年)、莱斯特大学(1995年)、杜伦大学(1999年)和马凯特大学(2003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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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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