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史 · 中文镜像

数学家传记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出生
1795年12月4日 苏格兰邓弗里斯郡埃克尔费亨
逝世
1881年2月5日 英格兰伦敦切尔西

托马斯·卡莱尔是一位苏格兰作家,同时也对数学感兴趣。他翻译了阿德里安-马里·勒让德的著作《几何学基础》。

完整传记

托马斯·卡莱尔最为人知的身份是作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一位数学家。他的父亲James Carlyle是一名石匠,他的母亲Margaret Aitken是一位破产的邓弗里斯郡农民的女儿,是詹姆斯的第二任妻子。詹姆斯曾与珍妮特结婚,但她在他们的儿子弗瑞兹·约翰于1791年去世后也去世了。詹姆斯和玛格丽特于1794年结婚,卡莱尔是他们九个孩子中的长子。尽管詹姆斯和玛格丽特是聪明人,但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玛格丽特在结婚时阅读困难,也不会写字。他们是非常虔诚的人,按照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原则抚养家庭,教导他们节俭和纪律。卡莱尔最初从父亲那里学习基础算术。

卡莱尔在埃克尔费坎的乡村学校上学直到六岁,然后在霍德姆教区学校上学直到十岁。他还私下向当地一位牧师学习拉丁语,因此为中学教育做好了充分准备。然而安南学院在六英里之外,卡莱尔的母亲不想让他去那所学校。然而,他的父亲坚持,1806年5月24日,他陪同十岁的儿子步行六英里去学院,在那里卡莱尔成为寄宿生,周末回家。他在安南学院学业优异,尤其表现出数学天赋,但他的学校生活艰难而不快乐。他的母亲告诉他,即使为了自卫也绝不能使用体力,这在学校的条件下自然意味着他受到严重欺凌。最终他违背母亲,进行了反击,这无疑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忍受。他的老师们提供了有效但缺乏启发性的教育,旨在让学生们在十四岁时准备好进入大学。除了数学——他最好的科目——他还喜欢在学校学习现代语言。几乎可以肯定,他从自学书籍中学到的比从那些二流教师那里学到的更多。

卡莱尔于1809年11月进入爱丁堡大学,他的父母期望他接受训练以便进入教会任职。这所大学距埃克尔费坎八十英里,卡莱尔在家乡的边缘与父母告别,随后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步行了这八十英里。到达爱丁堡大学后,他注册入学,开始了通往文学硕士学位的四年课程,此后还有望再读三年,为进入教会做准备。和所有学生一样,他学习的是不分专业的普通课程,不过他在数学方面表现出特别的潜力。第一年他像在中学时一样有些孤僻,但到第二年他已变得更加自信,并开始与同学们交朋友。一位同学在他二年级时这样描述他:

……以那些至今仍标志着他性格的同样特点而著称——讽刺、反讽、夸张的情感,以及强烈贬低他人的倾向,然而又结合着极大的心地善良和举止的极度质朴。

然而,他受到约翰·莱斯利数学教学的启发,但不得不说,他对大多数其他讲师的评价至少可以说是很差的。

1813年11月,他完成了文学硕士课程,但像当时许多学生一样,选择不毕业。他进入爱丁堡的苏格兰教会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但由于他的父母无力供他全日制学习三年,他选择了先全日制学习一年、随后六年非全日制学习的方案,在这六年中他必须每年返回爱丁堡一次,试讲一次布道。卡莱尔完成了那一年的全日制学习,但并不喜欢。在这一年里,他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维持对数学的兴趣,并且非常喜欢参与有争议的智识讨论。他于1814年6月离开爱丁堡,回到安嫩代尔。凭借约翰·莱斯利的强力推荐,他被任命为安南学院[3]的数学教师:

从一开始,卡莱尔就预料到自己会不喜欢教书。此外,他还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讽刺:安南学院正是他求学期间大部分时间都过得不愉快的地方。

1816年,他转到另一所学校,再次担任数学教师,这次是在柯科迪。至少这有一个好处,他可以乘渡船横渡福斯湾轻松到达爱丁堡。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因为大约在这个时候,他的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他继续自学数学,1816年他试图阅读艾萨克·牛顿的Principia,但发现这很难,于是读了让·巴蒂斯特·约瑟夫·德朗布尔的Abrégé d'astronomie,然后重新回到Principia,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他继续接受兼职的神学培训,并回到爱丁堡,以“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为经文进行了一次试讲。1817年,他试图通过阅读威廉·华莱士的文章Fluxions来理解欧洲大陆的分析方法,该文于1815年发表在Edinburgh Encyclopaedia上,并使用了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微分记号。他再次觉得很难,发现自己的数学局限性后,他开始对这个学科失去热情。1817年11月,他写信给一位朋友[11]:-

[几何问题求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手法,通过频繁练习可以不太困难地获得——我不像过去那样确信这是利用时间的最佳方式——毫无疑问,它集中了我们的数学思想并锻炼了头脑;但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很少。

由于对教学不满,卡莱尔于1818年辞去了在柯科迪的职位,回到爱丁堡大学。约翰·莱斯利看出,尽管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数学家,但他在研究上永远不会出类拔萃,于是建议他通过学习工程来运用自己的数学技能,随后又建议他去美国。卡莱尔选择不听从约翰·莱斯利的建议,但尽管做数学家教赚了一点钱,他还是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819年,他尝试学习法律,上了几节课,但很快发现这不合他的心意。他在爱丁堡度过了不愉快的三年,最终决定再次改变方向。他开始认真学习德语,并转向了他后来闻名于世的历史和文学。在数学方面,卡莱尔因翻译阿德里安-马里·勒让德的Eléments de géométrie英文版而闻名,1821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大卫布鲁斯特以50英镑委托他完成这项翻译。这个译本于1824年首次出版,共出了33版。

卡莱尔 离开爱丁堡大学后,作为家庭教师担任过多个职位,没有固定的基地。1821年,他遇到了简·贝利·韦尔什,她的父亲 约翰 韦尔什曾是哈丁顿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但刚刚死于伤寒。简当时十九岁,她的母亲格蕾丝·韦尔什觉得日子非常艰难。卡莱尔 很快就开始给简写信表达爱意,但她很难想象自己会结婚。然而,她写信给 卡莱尔,这样做违背了母亲的意愿 [3]:-

尽管简警告他会后悔,卡莱尔还是在1822年2月的第一个周末去了哈丁顿。这次拜访是一场痛苦的灾难:母女俩都厌恶这个年轻人的冒失外表,他不配做求婚者,又过于自信,不适合作为朋友受到欢迎。

尽管几乎没有得到鼓励,卡莱尔仍坚持试图赢得简的心。然而,她担心自己不爱他,也担心如果他们结婚,她的生活水平会大大降低。卡莱尔在他出生地附近一个叫霍达姆山的小而孤立的农场住了一年。然后,在简的母亲为这对夫妇在爱丁堡郊区租了一所房子供他们婚后居住后,婚礼于1826年10月17日举行。

在卡莱尔遇到他未来的妻子到他们结婚之间的几年里,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其中之一是,尽管他从小受到非常虔诚的宗教教育,他却背离了基督教,成为无神论者。他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The Life of Schiller于London Magazine(1823-24)发表,随后不久,他对歌德的Wilhelm Meister的翻译于1824年出现在同一出版物中。他还在1824年短途旅行到伦敦,在那里他在晚宴上结识了许多主要文学人物,并安排了拜访。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肯定会让他感兴趣的那种数学职位现在出现了。他被告知,如果他申请萨里郡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数学教授职位,他肯定会得到任命。然而,他觉得自己的文学生涯正在起飞,担任这样的职位会损害它;他选择不申请。

1827年春天,卡莱尔和他的妻子开始考虑住在克雷根普托克,这是简从她父亲那里继承的一个小农场,距离邓弗里斯约20英里。然而,卡莱尔仍然想要一个大学职位,1827年5月,他写了一封申请信(见[12]):-

我曾不止一次考虑向你询问你那所“伦敦大学”的事。我从报纸上得知,人们已经登广告招聘教授。……在我看来,那里某个道德哲学或修辞学教授职位不会是什么不体面的任命。我也能教数学和物理学……以及一些形而上学。但最适合我的地方会是那个“万事通”,以防他们需要这样一个人手。

也许并不奇怪,这封相当奇怪的申请信没有带来任何结果。然而有趣的是,即使在这个阶段,卡莱尔仍然对教授数学感兴趣。卡莱尔也曾申请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道德哲学讲席但未成功,他甚至在1834年申请了爱丁堡大学的天文学讲席。

卡莱尔和他的妻子在克雷根普托克住了六年,从1828年到1834年,之后他去伦敦安家。他的第一部主要作品是哲学剧Sartor Resartus。他在1831年完成了它,但尽管在伦敦花了几个月试图找到出版商,他还是失败了。然而,他确实在1831年在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Characteristics。1834年搬到伦敦后,他写了三卷本历史著作The French Revolution,该著作于1837年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大众和学术声誉。然而,写这部作品的过程非常戏剧性。完成第一卷手稿后,他把它交给他的朋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阅读。不知何故,手稿被误认为废纸,用来生火。卡莱尔不得不凭记忆重写整卷。他还在1838年出版了Sartor Resartus。除了历史著作,卡莱尔还写了Chartism(1840),反对传统经济理论。

这些作品为卡莱尔赢得了声誉,他现在收到了演讲邀请,这解决了他的经济问题。他从1837年5月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德国对英国影响的讲座,第二年又做了一系列关于欧洲文学的讲座。1839年和1840年又做了进一步的系列讲座。他后来的历史著作包括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Oliver Cromwell(1845),以及六卷本著作The History of Friedrich II of Prussia, Called Frederick the Great(1858-1865)。

卡莱尔在格莱斯顿退休后于1865年成为爱丁堡大学校长。他是在与迪斯雷利的竞争中由学生选出的。他的就职演说On the Choice of Books(1866)出版了,其高度道德劝诫的语气使它非常成功。事实上,卡莱尔在演讲后仍在大学时,消息传到他那里,他的妻子于4月21日在伦敦去世。

A O J Cockshut在[1]中这样描述卡莱尔:-

虽然不会说谎,但卡莱尔作为观察者完全不可靠,因为他总是看到他事先决定应该看到的东西。……卡莱尔从未能够尊重普通人……他精神的激烈由两种元素组成:一种严肃的加尔文主义谴责邪恶的欲望,以及一种习惯性的神经质坏脾气,他常常为此自责,但从未能够克服。

弗劳德是他的私人朋友,在6中这样总结卡莱尔的性格:-

他激烈而不妥协。对那些只看到他外表的人来说,他显得轻蔑、专横和傲慢。他对别人的评判很严厉……不真诚……他绝不能原谅……他不愿屈尊于传统的礼貌……他直呼事物的本名,用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方言……他的脾气从童年起就无法控制;他有着天才消化不良者的易怒……他如此明智地宣讲‘履行最接近我们的职责’,却忘记了自己的教导……他总是悲伤:常常极度忧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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