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史 · 中文镜像

数学家传记

赫尔曼·邦迪Hermann Bondi

出生
1919年11月1日 奥地利维也纳
逝世
2005年9月10日 英格兰剑桥

赫尔曼·邦迪是奥地利出生的科学家,对数学和物理学的众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并与宇宙的“稳恒态”理论有关。

完整传记

赫尔曼·邦迪的父亲是皮埃尔·萨米埃尔 邦迪(1878-1959),一位医学心脏专家,在雅各布·赫尔曼出生前,他在奥地利偏远地区的一所俄罗斯战俘医院工作。萨米埃尔于1914年5月12日与Helene Hirsch(1892-1960)结婚,赫尔曼是他们两个子女中的第二个,长女Gabriele于1915年3月29日出生在维也纳。赫尔曼在维也纳长大,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我在维也纳一个不信教的犹太家庭中长大。但尽管我父亲喜欢犹太宗教的形式,将其视为社会粘合剂(事实上我们保持家庭生活,以便能招待众多正统派亲戚),我从母亲那里却对宗教的狭隘和排他性产生了强烈的厌恶。伦理原则在家中非常强烈。我很快意识到,非信徒中的道德观念至少同样强烈。我同样对另一种宗教——天主教会(在奥地利占主导地位且非常反动)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因此,我很早就走上了非信仰的道路,拥有强烈的伦理原则,并很快准备宣布我的态度……

他就读于维也纳Realgymnasium,在数学方面表现出色。他的父亲对科学有广泛的兴趣,但有一位关系较远的家庭成员可以在数学事务上提供建议,即亚伯拉罕·弗兰克尔。然而,邦迪在实科中学期间的问题并非学业上的,而是与当时奥地利的政治局势有关。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奥地利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一派强烈支持与纳粹德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及他们正在实施的反犹政策,而另一派则强烈支持独立的奥地利。邦迪在十几岁时,对理论物理和天文学以及数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当亚瑟·爱丁顿访问维也纳时,邦迪的母亲设法为儿子创造了一个与他见面的机会。在亚瑟·爱丁顿的鼓励下,他前往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这对邦迪来说似乎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他对日益加剧的反犹主义感到不满。他申请了剑桥,并于1937年开始在三一学院学习。

邦迪非常高兴能摆脱奥地利的问题,但开始越来越担心父母的处境。1938年2月,希特勒在武力威胁下迫使奥地利屈从于他的意愿,这促使邦迪采取行动。他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他们迅速回应,并在3月12日德国军队进入奥地利之前离开奥地利前往瑞士。邦迪的父母最终定居在纽约。邦迪在剑桥茁壮成长,于1940年完成本科学业。剑桥很快认识到他处境的困难,在他开始学习不到一年后就给予了他特别奖励。他后来写道:

当我的家庭因被迫移民而遭遇崩溃时,剑桥的热情和照顾我的意愿给我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邦迪很快对英国产生了亲切感,从未像他父母期望的那样想跟随他们去美国。然而,英国当时正与德国交战,而且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奥地利和德国当然是一个国家。1940年5月,在完成学位后,邦迪立即被英国政府作为“敌国侨民”拘留。他在马恩岛和加拿大的营地度过了大约15个月,但一个积极的结果是,他在拘留的第一天遇到了Thomas Gold,他也是奥地利人。两人很快成为密友,并在1941年底获释后返回英国。邦迪在战争努力中的潜力得到了认可,他被任命为海军部的临时实验军官,在弗雷德·霍伊尔手下工作。应邦迪的请求,Gold也被引入作为海军部信号研究所雷达工作团队的一员。他们的研究[10]:

……存在若干特殊问题,例如“地物杂波”干扰。邦迪等人率领一支研究团队,携带着全部笨重设备登上斯诺登山(弗雷德·霍伊尔的主意),对这些效应进行系统测量。实验非常成功,只是在山顶数周后下山途中,一名跌倒者松开了背包,高度机密的数据一度遗失在深厚的软雪中。这些数据最终被一支突击队以高昂代价找回。

在邦迪、弗雷德·霍伊尔和Gold共同参与这个战时项目期间,他们讨论理论天文学,那时开始的合作持续了许多年。邦迪于1943年成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1945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数学助理讲师,次年,他成为英国臣民。1947年11月1日,他在剑桥与Christine Stockman(1923年6月15日生于伦敦)结婚,她曾是弗雷德·霍伊尔的研究生。他们是在两人都试图安排与弗雷德·霍伊尔会面时相识的。赫尔曼和Christine Bondi有五个孩子:Alison Joy(Alice)(1949年6月19日生于剑桥)、Jonathan Richard(弗瑞兹·约翰)(1951年11月1日生于剑桥)、Elizabeth Anne(Liz)(1955年6月24日生于赖盖特)、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大卫 Keith(1957年6月29日生于赖盖特)和Deborah Jane(Debbie)(1959年10月20日生于赖盖特)。1948年,邦迪被提升为剑桥大学数学讲师,1954年,他成为伦敦国王学院数学教授。

邦迪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他创立了宇宙稳恒态理论,该理论比公认的理论更进一步——公认理论认为宇宙从任何位置看本质上都相同,而稳恒态理论还提出宇宙本质上永远保持“不变”。因此,为了解释在膨胀宇宙中这如何可能,邦迪、Gold和弗雷德·霍伊尔提出物质在不断创生,使得尽管宇宙在膨胀,平均密度仍保持恒定。他们于1946年首次提出这一理论。H P Robertson在评论邦迪的书Cosmology(1952)时写道:

……这里所考虑的问题的主旨见于“宇宙学原理”,即假定对于适当选取的真实或理想观测者而言,世界的总体图景是无法区分的。对于外推性理论,例如相对论,这一“原理”仅仅是表述问题的一种辅助手段,而问题将在外推物理定律的框架内加以解决;对于演绎性理论,例如爱德华·亚瑟·米尔恩的运动学相对论,它则是一种先验要求,一种绝对命令,物理经验必须与之相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完美宇宙学原理”的情形,它要求等价观测者所获得的宇宙图景此外还是稳恒的(但不一定是静态的);邦迪-Gold稳恒态理论(演绎性)和弗雷德·霍伊尔连续创生理论(主要是外推性)就建立在这一原理之上。

然而,如果认为这代表了邦迪科学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那肯定是个错误,因为他是应用数学许多领域,特别是相对论方面的顶尖专家。当证据开始积累,表明稳恒态理论不成立时,邦迪的声誉并未受到严重影响。

让我们看几个邦迪其他贡献的例子。他早期的论文On the generation of waves on shallow water by wind(1942)推广了哈罗德·杰弗里斯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工作。他与R A Littleton合写了两篇论文On the dynamical theory of 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1948和1953)。他还与合著者写了一系列论文Gravitational waves in general relativity。他与W H 威廉·麦克雷发表了Energy transfer by gravitation in Newtonian theory(1960),随后又以独著论文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ravitational waves(1962)进一步推进。同年他撰写了综述Relativity and cosmology,两年后发表了The contraction of gravitating sphere,一位审稿人将其描述为一部:

……一篇重要的论文,以作者一贯清晰的风格写成……

同样在1964年,他发表了Massive spheres in general relativity,他对此描述如下:-

各向同性压力下流体静力学支撑方程的精确相对论形式以一种特别方便的形式被找到。

现在让我们注意邦迪发表的一些引人注目的纯数学论文。他与Kathleen Ollerenshaw合作写了The nine prisoners problem(1978年)和Magic squares of order four(1982年)。Charlotte Huang写道:-

九名囚犯连续六天每天被带出去散步;每天他们被分成三组,每组三人,同一组的囚犯由两副手铐连接在一起。九名囚犯的问题是找到安排他们的方法,使得两名囚犯在一次且仅在一次散步中被铐在一起。……该问题的正确解数为332。

至于magic squares的论文,D A Klarner写道:-

这篇引人注目的论文呈现了关于4×4幻方研究的历史。300多年前,福兰尼可列出了所有880个4×4幻方,他是通过穷举搜索找到的。(人们猜想,除了穷尽所有可能性之外,福兰尼可也有点精疲力竭了。)除了呈现历史之外,这篇论文还给出了幻方的一种更具分析性的构造。事实上,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文最后以完整列表的形式给出了全部880个幻方,其排列顺序考虑了结构。

邦迪还有一篇这类论文,即The cubes(1979)。邦迪在引言中写道:-

一种玩具由8个大小相同的立方体组成。每个立方体的每个面上要么有一条连接对边中点的直线,要么有一条连接相邻边中点的四分之一圆弧,要么什么都没有,每条线总是延伸到棱上,且没有两个立方体完全相同。要求将这8个立方体组合成一个大立方体,使得其中显示的每条线同样延伸到棱上。

邦迪定义了两个解在何时被视为等价,然后找到了123个不同的解。

科普和教学是邦迪一生都感兴趣的主题。在[1]中,邦迪表达了以下观点:-

我们表明,一门学科可以有两种教学方式:教育性的或职业性的;并且已经产生了一种区分,即基于科学的学科传统上以职业性方式教授,而人文学科则作为广泛教育的一部分来教授。我们的论点是,这是一种对科学应如何教授的过于狭隘的看法,并导致在学生和更广泛的公众中培养出一种非常有限的科学观。

1985年,在担任伦敦国王学院数学讲席31年后,他退休并成为荣休教授。然而,他还担任过许多其他职务: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秘书(1956-1964);欧洲空间研究组织总干事(1967-1971);国防部首席科学顾问(1971-1977);能源部首席科学顾问(1977-1980);自然环境研究委员会主席(1980-1984);高等教育研究学会会长(1981-1997);以及水文测量学会会长(1985-1987)。他还于1983年至1990年担任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院长。他之所以以如此多不同方式服务,或许其中一个原因体现在他的一个笑话中:任何人陷入老一套都是不好的,因为:-

……老一套就像坟墓,只是更长……

在他杰出的职业生涯中,他获得了许多荣誉。他被萨塞克斯大学、巴斯大学、萨里大学、约克大学、南安普顿大学、索尔福德大学、伯明翰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朴茨茅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他于1959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士,并于1973年被任命为巴斯骑士指挥官。他获得了多项奖章,包括1983年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学会金质奖章、1988年的数学及其应用学会金质奖章、1990年的G D Birla国际人道主义奖,以及2001年的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章。

在注意到他因人道主义而获得奖章后,让我们略微领略一下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我们在本文开头提到了邦迪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当时对他的影响。在2002年Journal of the British Humanist Association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我认为在这个国家,我们过于看重上帝的概念。许多宗教,如佛教和儒教,根本没有上帝。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在其鼎盛时期有一部“圣典”,即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你通过引用这些著作来为论点辩护。所以在我看来,重要的不是上帝的概念——确实,我们无法与一个未定义的上帝争论,因为我们怎么能不同意一个未定义的概念呢。不,构成宗教的是“启示”。正是对启示真理的信仰,才是宗教问题的根源……

的确,宗教真正令人恼火的一点是,由于它处理的是确定之事,人文主义者便被指责其伦理没有坚实的基础,这纯属无稽之谈。他们指责我们改变了自己的伦理观念——好吧,在我的一生中它们确实变了,例如我们对其他种族的态度——但基督教道德也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溺死女巫,发明了诸如将被指控为异端者活活烧死之类的残忍刑罚。他们现在不这么做了,尽管我怀疑他们中许多人仍想这么做。所以他们的态度也变了。……

我认为伦理必须始终植根于社会和文化,并随着它的变化而变化,我真的希望我们在态度上变得更加宽容……

在10中,他被描述如下:-

他从巨大的眼镜后面笑眯眯地看着你,一丝不苟地组织着他带有奥地利色彩的句子,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轻松小说中典型的挥舞双手的“书呆子”。现实却大不相同。邦迪是一位组织者,被决心让人理解、知识分量和明显的想要处于顶端的愿望所塑造。他很坚韧,似乎不知疲倦,是一位优秀的滑雪者和登山者,在年事渐高时,仍然享受国际巡回赛上最高飞行者所要求的从黎明到午夜的公共生活的身体压力。……他能以极大的思维新鲜度看待老问题,并以纯粹的速度、清晰而敏锐的分析以及孩子般冒泡的乐趣感的令人解除武装的组合推翻公认的观念。

参考文献

正文里的方括号编号指向这里,悬停即可直接看到条目。书目保留原文——译了书名反而查不到文献。

延伸资源

原站列出的延伸阅读与外部数据库,照原样保留,目标多为英文页面。

相关专题

原站的交叉引用。指向本站已镜像专题的留在站内,其余仍指回原站。